父亲让我们姐弟称呼他“大大”。我们乡下大部分人称呼自己的父亲“爸爸”。“爸爸”和“大大”似乎有着界限划分，穷父亲就叫“大大”。
父亲出生后不到一年父母都离世而被抱养。因为穷，父亲四十岁尚未成家。母亲二十二岁那年被人介绍给父亲，母亲弱智，看到父亲种了一畦萝卜，那些萝卜长得格外茂盛，弱智的母亲以为有萝卜就不愁吃的了，答应嫁给父亲。
父亲结婚不久，萝卜下市了，日子过得更贫苦，为此母亲不止一次打过父亲，父亲也觉得自己理亏，从不还手。
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先天胎残，又因为缺奶，不久就夭折了，尽管如此，父亲也大哭不止。有了我姐姐，父亲更加无微不至的爱护母亲，保护姐姐。为了给姐姐增加奶水，父亲自己编鱼篓，一有闲就用鱼篓在流水的沟渠逮鱼给母亲吃。父亲给姐姐取名“罩闩”，意思是罩在父亲的温暖里，闩在父亲的生命中。
到我八岁的时候，我们乡下跟我般大的伙伴几乎都入学了，我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和姐姐都窝在家里。那时候一个学生一学期的学费是两元钱，而父亲却拿不出两元钱。可想而知父亲当时的艰难，那个时期，父亲变得更古板，失去了微笑的面庞。
父亲在我九岁时带着我向一远房亲戚家借了学费，那是一个雨天，雨淅淅沥沥的下着，父亲和我的衣服都湿透了，父亲在前面默不作声的走，我跟在父亲后面泪流不止……那些债务，父亲用无数个日夜的代工来抵偿。
父亲不认识字，我读书懵，父亲为了我能把书读好，几乎每个夜里都看着我读书，点一盏煤油灯放在蚊帐里，我读，他听。他不懂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我也吹灭油灯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检查我读书的战果时，见我疙疙瘩瘩的低着头，我也发现父亲无比憔悴的脸，发现父亲无奈的咋着舌，但他并没有骂我一声，没有因此而放弃看我读书。
我读书也有聪敏的时候，老师跟我父亲说，想不到娘老子都是个大好好人（孬子），养儿子还聪敏得很，也能考90多分。我那时并不懂这话里的意思，在父亲笑得如一朵花似的灿烂里欢喜着。父亲说，只要你好好念，老子砸锅卖铁都给你念书。
为了多挣工分，父亲专拣队里的脏活累活干。队里的打谷机坏掉了，要上三十多里的县城买台新的，队长说两个工，谁干？两个工来回跑六七十里路，一天跑个来回，谁都不干。父亲说他干。父亲带着我上城。
我随着父亲走到城里，两腿酸硬，像灌了铅，早已是筋疲力尽，脚板底下磨的血泡开了口子，红腥腥的脚板像撒了盐，钻心疼痛，更不要说可以帮着父亲抬回打谷机。父亲见我哭着顿气儿，绷着脸说，你自个走，我扛。
父亲扛着那么庞然的打谷机，走回了家。在临近的小店里买了一块芝麻饼，给我一半，装一半到口袋里带回家，并跟我说，到家了有人问是咋回来的，就说是搭车回来的。我止了哭，点头答应。
父亲回家，喜滋滋的告诉母亲，他领了队里五毛钱车票钱。又说心里木涨涨的，难受，要母亲给他揉揉背。母亲揉着揉着，父亲“噗”的吐了一滩殷红的血。像落山的夕阳贴在地上，殷红里透着暗淡，照在父亲灰暗的脸上，覆盖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上，虽然那时候我们很小，但我们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心底潜伏着悲剧来临的战栗。父亲一衰再衰，好在此后不久农田责任到户，农活可以自由安排。
我是家里的长子，母亲多次跟父亲说，让我歇了书回家帮父亲做事，我也觉得书读不进去，父亲骂母亲说，孩子不读书，再好不如猪。坚持让我读书。
我上高中时，父亲确诊为癌症晚期，医生下了判决书，最多活不过三个月，这个只有我们知道，父亲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农活。父亲经常倒在田埂上自己爬不起来，我实在无法安心在教室里听课，又一次退学回家，父亲跟我说，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得的不是一般的病，也早就有死的念头，支撑着活下来，其实就一点愿望，看着你们读书有出息，将来能成个家。父亲掏出口袋里存放已久的“猫王”，逼着我背着书包回到学校。
父亲最终抵不过命运的威胁，还是在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之前就先走了。在死神降临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只允许母亲看在他身边。父亲给了我们什么呢？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们姐弟遇到任何危险和困难，都能淡定以待。这就是父亲遗传的财富，让我们从容的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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